崔之清: 晚清危局及其出路——洪秀全、曾國藩的認知與抉擇
晚清危局及其出路
——洪秀全、曾國藩的認知與抉擇
一、朝廷及精英階層對晚清危局之認知
乾隆后期伊始，清朝由盛轉(zhuǎn)衰，及至嘉道年間，出現(xiàn)內(nèi)外交困的危局。期間，嘉慶朝的川楚陜白蓮教起義和道光朝的鴉片戰(zhàn)爭，集中暴露了清廷在內(nèi)外戰(zhàn)爭中的腐朽、虛弱和低能，說明清朝國家機器已經(jīng)不堪應對重大和突發(fā)性危機。對此危局，朝廷及朝野士大夫出現(xiàn)了不同認知，而且，隨著危機深化和焦點轉(zhuǎn)移，精英階層也發(fā)生新的分化，其認知和應對方略因此顯示不同的時代特征。
其實，身居權力頂層的皇帝及朝廷中樞對危局并非麻木愚鈍。他們承擔治國理政大任，基本知悉和掌握涉及國內(nèi)外情勢的重要資訊，更需要應對和處理紛至沓來的各類常規(guī)或突發(fā)事件，因此能體驗和感受到吏治、財政、災荒、軍事、民變、海陸邊疆等領域存在諸多隱患、風險和危機，進而察覺和意識到國勢的衰變。從大量上諭、奏疏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多領域爆發(fā)危機的案例。就大案而言，嘉慶帝即位初期，就親自處理白蓮教起義與和珅巨貪案，曾下罪己詔，深刻反省稱：“當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實中外之所同。朕雖再三告誡……奈諸臣未能領會，悠忽為政，以致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彼庾R到朝廷正面臨會黨武裝反清的空前危局，卻僅將原因歸結為積重難返的吏治大弊。道光帝沉痛反省鴉片戰(zhàn)爭慘敗，嚴旨追究和懲處失事官員，但僅僅將戰(zhàn)敗原因歸結為前線文武貪生怕死、欺瞞朝廷。晚年，在查處925萬多兩戶部庫銀虧短案后，他又連續(xù)下詔各省清倉查庫，結果無不虧短。因此，道光帝對國勢衰微的危局具有比其父更加深切的體會。但他們都認定危局根源是官風敗壞、官員犯罪，并非朝廷體制弊病，更非皇帝錯咎。因此，他們認為只要懲處犯罪官吏，澄清吏治，嚴守祖宗法度，就會復歸太平盛世。鴉片戰(zhàn)爭以后，道光帝渴盼天下太平，中樞遂配合粉飾，“上之則有宰相風示意旨，謂水、旱、盜賊不當以時入告，上煩圣慮。國家經(jīng)費有常，不許以毛發(fā)細故輒請動用”。這種上下欺瞞、諱災諱盜、粉飾太平的做法，導致各地反抗事件頻發(fā)，勢將釀成全國性反清起義。
官場雖然彌漫昏聵貪腐風氣，但朝野有識之士卻在不同程度上感知和體認到清朝面臨的內(nèi)外危局。其中，龔自珍堪稱典型。他高度關注和揭露各領域長期沉積的弊端，敏銳察覺清朝已陷入生存危機，并發(fā)出警示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問年歲？”為此，他主張“更法”，試圖推動因循守舊的朝廷走上全面改革之路。但龔自珍人微言輕，只是書生議政，根本不可能得到朝廷任何回應。他極度失望，預言“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矣”，最先發(fā)出大規(guī)模民眾反清起義即將爆發(fā)的警訊。
與思想家龔自珍不同，一批經(jīng)世派官員長期任職地方，親身體驗和應對各種弊政，也感受到國勢中衰。他們勢單力薄，認識有限，只能在地方推行零散的興利除弊的改革，對挽救危局并未產(chǎn)生實質(zhì)和整體效果。隨著經(jīng)世派實力增長，他們逐漸形成松散的政治勢力，通過多種渠道參政議政，不斷擴大其政治和社會影響。他們多數(shù)出身寒門，科舉入仕，比較體察中下層社會的現(xiàn)實狀況，對危局的認知相對務實和深刻，但并未進入權力中樞，也受自身政治立場和功利的制約，故而難以從總體和全局上認知危局，也未能達到龔自珍的認知深度。
二、曾國藩、洪秀全對晚清危局之認知
曾國藩、洪秀全都生長于晚清，出身于農(nóng)村，在家長教化和督責下，自幼接受儒學啟蒙教育，立志攀登仕途。但是，洪秀全四次科考失意，就決意走上反清起義之路，從此改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曾國藩雖屢試不中，卻堅持參加科考，終于如愿以償，實現(xiàn)了躋身朝堂的美夢。可見，他們原本人生目標相同，堪稱科舉入仕的同路人。曾、洪對人生目標和道路抉擇發(fā)生由同而異的變化，源自他們對清朝統(tǒng)治和時局的認知出現(xiàn)根本對立。
（一）曾國藩的危局認知
與洪秀全的農(nóng)民父祖不同，曾國藩祖父力行耕讀興家，父親自幼走讀書科考之路，卻屢遭失利，遂寄望子承父志，親自調(diào)教，并將曾國藩送至衡陽雙桂書院、長沙岳麓書院接受教育，最終實現(xiàn)入仕目標。任京官12年間，他系統(tǒng)研學儒學義理、典章制度、經(jīng)濟實學、歷朝史籍、詩詞古文，任事勤勉，深受肯定，遂從七品小官躍升至二品大員，成為朝中年輕才俊。曾國藩致函祖父自夸道：“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泵看紊w，他對皇上“天恩高厚”都增加了新的體認，忠君更加理性自覺，仿效圣賢、治國齊家平天下的志向也愈加堅定。當他進入翰林院時，就致信諸弟宣示其宏大志向：“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nèi)圣外王之業(yè)，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币虼耍麌栏衤杉?，周旋各方，實心辦差，成為朝中稀缺的義理型經(jīng)世派能員，并得到朝野官紳認可。曾國藩認定，在咸豐帝即位、太平軍興的危難時刻，就是他力挽狂瀾、效忠報恩的大好機會。于是，他連續(xù)上疏，揭舉朝廷弊政和危局，提出應對和改革方略。奏疏涉及吏治、兵制、司法、田賦、貨幣、財政、治安等方面，比較全面地體現(xiàn)了經(jīng)世派的改革思路和舉措，也反映了他兼任禮、兵、工、刑、戶諸部侍郎期間的參政心得。其中，《備陳民間疾苦疏》直擊朝廷忌諱的敏感議題，堪稱經(jīng)世派高官對危局認知的經(jīng)典之作。
曾國藩認為，當前危局的要害是民心渙散。其原因是：“……外間守令或玩視民瘼，致圣主之德意不能達于民，而民間之疾苦不能訴于上?！泵耖g普遍存在三大疾苦：1.“銀價太昂，錢糧難納”；2.“盜賊太眾，良民難安”；3.“冤獄太多，民氣難伸”。“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務”，若能破解，即可挽回危局，重建康乾盛世。此疏雖然直擊地方弊政之重癥，但仍落入皇上圣明、朝廷正確、罪在地方的俗套，論述邏輯并無新意。
其實，曾國藩對皇帝及朝廷也頗多不滿。他在《應詔陳言疏》中批評道光帝以“鎮(zhèn)靜”取才的政策，造成官員“大率以畏葸為慎，以柔靡為恭”。他認為“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他還痛批京官尸位素餐，粉飾太平，“十余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科道間有奏疏，而從無一言及主德之隆替，無一折彈大臣之過失”。此疏幾乎完全否定了道光后期的官場生態(tài)。他甚至對當朝的咸豐帝也有微詞，不惜冒險呈上《敬陳圣德三端預防流弊疏》，規(guī)勸皇上自制自律，率先垂范，扭轉(zhuǎn)官場風氣，挽救全國危局。
可見，曾國藩意識到清朝已深陷全局性危機。中下層民眾苦于地方暴政肆虐，民怨沸騰、民心渙散。他對比康熙帝成功逆轉(zhuǎn)兇險危局、道光帝卻難以脫困振作的事例，認為失敗的癥結是人才政策失誤，導致官場風氣和吏治普遍敗壞。地方守令濫施暴政，阻斷下情上達渠道，致使皇帝、朝廷不悉下情，德政不能落實到基層民眾，從而釀成官逼民反的危局。因此，亟待咸豐帝除弊圖新，實行新政，力挽危局，振興大清。曾國藩對危局的分析解讀頗具深度，奏疏因此震動朝野。咸豐帝上諭表示寬容嘉納，經(jīng)世派同僚群起贊揚。曾國藩則自居忠臣，致書家人，稱此疏“恐犯（咸豐帝）不測之威，業(yè)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矣”。其實，曾國藩對內(nèi)憂的認知遠不及龔自珍的論述全面深刻，對外患的認知更加盲目膚淺，明顯落后于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經(jīng)典論述，也未能超出嘉慶帝罪己詔的認知水平。與洪秀全的反清論述比較，雙方則截然對立而鮮有交集。
（二）洪秀全的危局認知
洪秀全父祖世代務農(nóng)，他是家中第一位上學讀書、嘗試科舉入仕的子弟。但是，洪秀全只具有啟蒙和自學的儒學知識，與曾國藩相比，缺乏系統(tǒng)深厚的儒學功底。而且，他身處廣州近郊，受到天地會“反清復明”思潮和西方基督教的雙重影響，對滿族皇帝及朝廷的忠誠度不高，故而在科考連次失利時，就對清廷極度失望，由此催生改朝換代的反清思想。之后，洪秀全選擇性地移植基督教義，創(chuàng)立新的宗教，撰寫了傳教文章《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起義后，以東、西王名義發(fā)布三篇誥諭，宣示太平天國起義的宗教和政治綱領?？v向檢視這些文獻，表明洪秀全對晚清危局的認知經(jīng)歷了從隱晦到公開、從宗教到政治的話語轉(zhuǎn)換與升級過程。
據(jù)洪仁玕回憶，洪秀全萌生反清意識后，密切關注現(xiàn)實局勢，經(jīng)常與同道親朋“談經(jīng)論道，終夜不倦”，“時論時勢則慷慨激昂，獨恨中國無人，盡為韃妖奴隸所惑矣”。他向洪仁玕闡明自己的反清論述稱：
（中國）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滿洲狗之三省，以五萬萬兆之華人受制于數(shù)百萬之韃妖，誠足為恥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國之金銀幾千萬為煙土，收華民之脂膏數(shù)百萬回滿洲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國之民富者安得不貧？貧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問伊黎省或烏隆江或吉林為奴為隸乎？興言及此，未嘗不拍案三嘆也。
以東、西王名義發(fā)布的誥諭更揭露了清廷暴政給廣大民眾帶來的深重苦難：
凡有水旱，略不憐恤，坐視其餓殍流離，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國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污吏，布滿天下，使剝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國之人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權，豪杰絕望，是使我中國之英俊抑郁而死也。凡有起義興復中國者，動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國英雄之謀也。
與曾國藩絕對效忠清朝相反，洪秀全徹底否定了清朝統(tǒng)治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他認定，滿清朝廷是造成民族壓迫、經(jīng)濟掠奪、水旱災害、民眾貧窮、官吏貪腐、司法不公、人才絕望、英雄罹難的罪惡之源，也是釀成當前危局的罪魁禍首。在他看來，這不只是清朝危局，而是中國面臨的危局，也是人民和民族的苦難。因此，洪秀全決心尋求真理，努力探索走出危局、救國救民的道路。
在宗教和文化領域，洪秀全與曾國藩的論述更極端對立。
洪秀全推崇上帝信仰，撰寫《原道覺世訓》，宣傳“皇上帝乃是真神也”，號召凡人崇拜上帝。但“自秦漢至今一二千年，幾多凡人靈魂被這閻羅妖纏捉磨害”，誤拜各類偶像?！盎噬系勰耸堑垡病?，歷朝皇帝竟然“僭越于其間……敢稱帝者……只見其妄自尊大，自干永遠地獄之災也”。更影射咸豐帝為當代閻羅妖，“最作怪多變，迷惑纏捉凡間人靈魂，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所當共擊滅之，惟恐不速者也”。東、西王發(fā)布《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諭》，更點名痛批，“今滿妖咸豐，原屬胡虜，乃我中國世仇。兼之率人類變妖類，拜邪神，逆真神，大叛逆皇上帝，天所不容，所必誅者也”。此諭中被公開列為必誅的民族和宗教公敵咸豐帝，卻正是曾國藩效忠圖報的圣主。
與洪秀全針鋒相對，曾國藩奉詔組建湘軍，出征參戰(zhàn)，發(fā)布《討粵匪檄》。該檄文稱：
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舉中國數(shù)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討暴虐無賴之賊，無論遲速，終歸滅亡，不待智者而明矣。
前文曾述，曾國藩上疏指出道光、咸豐父子德才有瑕，但在討伐洪秀全的檄文中，卻隱瞞世人，宣揚清朝“列圣”，表揚“今天子”“敬天恤民”“深厚之仁”；對官府暴政和官逼民反的危局只字不提，卻歷數(shù)太平天國的種種罪孽；并將起義原因說成洪秀全等“用夷變夏”、發(fā)動了“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絕非只是針對“我大清之變”，等等。曾國藩這番說辭意在掩蓋即將引爆的官民、貧富、滿漢、中外四大矛盾疊加的危局，動員漢族地主士紳及群眾追隨湘軍，參與衛(wèi)道，助餉助剿，保全家產(chǎn)，報效朝廷。
事實表明，曾、洪的階級和民族站位對立，利益和目標追求相殊，造成雙方對清朝危局的認知產(chǎn)生本質(zhì)差異。洪秀全兼具士農(nóng)雙重社會心態(tài)，能夠以士人的視野，比較理性地觀察和思考農(nóng)民的苦難與訴求，敏銳感知和觸及四大社會矛盾交互激化的現(xiàn)狀。他認定，清朝皇帝和朝廷是危局的制造者，絕不可能改惡從善，故而寄望清廷自行改革弊政，藉以化解矛盾、挽救危局、拯救苦難的中國和民眾，是絕對行不通的。曾國藩則相反，他秉持忠君報國的理念，心懷改善和強化清朝統(tǒng)治的愿望，觀察和分析朝廷危局，其認知程度比同僚固然全面深刻，但并未逾出經(jīng)世派的認知范疇。與洪秀全相較，他只關注吏治敗壞、政策缺失所引發(fā)的多種弊政和危局，其認知焦點局限在官民矛盾，從不涉及清帝皇權和朝廷體制，也淡化和回避了現(xiàn)實存在的貧富、滿漢、中外三大矛盾。因此，他認為，清朝危局絕非不治之癥，完全可以自行整治和修復。
三、洪秀全、曾國藩拯救危局的道路抉擇
在中國歷史上，歷代王朝面臨嚴重危局時，為拯救危局，往往出現(xiàn)不同的道路抉擇。一般而論，若朝廷能夠掌控抉擇主動權，善于利用國家政權，自上而下推動興利除弊的改革，自行緩和社會矛盾，可能成功緩解和拯救危局，實現(xiàn)延續(xù)王朝的目標。若朝廷拒絕改革，或改革失敗，各種社會矛盾交互激化，引起社會動亂，危局遂惡性發(fā)展，轉(zhuǎn)化為亂局，朝廷因此喪失抉擇主動權。同時，下層民眾為尋求生存，被迫自行抉擇，興起自下而上的反抗暴政的起義風潮。此時，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發(fā)生分裂，某些勢力乘機崛起，鎮(zhèn)壓或利用下層起義，實現(xiàn)各自的政治野心。洪秀全和曾國藩則是在晚清特定的歷史場景中借鑒了過往拯救危局的歷史案例，上演了新的歷史活劇。
洪秀全的抉擇是，利用宗教，發(fā)動起義；廢棄偶像，崇拜上帝；推翻清朝，創(chuàng)建新朝。其斗爭矛頭直擊咸豐帝及滿族權貴。東、西王發(fā)布的誥諭宣示，“特詔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獎天衷……興復久淪之境土，頂起上帝之綱常。其有能擒狗韃子咸豐來獻者，或有能斬其首級來投者，或又有能擒斬一切滿洲胡人頭目者，奏封大官，決不食言”“況爾四民人等，原是中國人民，須知天生真主，亟宜同心同力以滅妖”“爾等凡民亟早回頭，拜真神，丟邪神，復人類，脫妖類，庶幾常生有路，得享天?！薄：樾闳O想，只有武裝起義，奪取政權，實現(xiàn)王朝、宗教、文化、社會、國民的革故鼎新，才能最終建成《禮運篇》描述的大同世界，“行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他關注歷代農(nóng)民起義和天地會的“反清復明”活動，分析其成敗得失和經(jīng)驗教訓，如肯定劉邦、朱元璋的勝利，否定黃巢、李自成起義；肯定和繼承天地會“反清”目標，但廢棄陳舊的“復明”目標及各種陳規(guī)陋習。他借鑒傳教聚眾的起義案例，傳播上帝信仰，秘密動員、組織民眾和建立基地，完成起義準備。金田起義后，宣布建國登基，開創(chuàng)新朝。建都天京后，制定《天朝田畝制度》，擬定太平天國未來的土地制度，內(nèi)容涉及政治、經(jīng)濟、民生、社會、司法、軍事等領域的制度和政策。但該文件印數(shù)極少，曾國藩幕府多方搜求未能如愿，被俘太平天國官員也未見過。看來，洪秀全等人可能決定在推翻清朝后實施《天朝田畝制度》，故而未曾向官民公布頒行。
可是，長期戰(zhàn)亂，新朝覆亡。雖然《天朝田畝制度》的土地制度終未實行，但這一制度卻體現(xiàn)了廣大貧苦農(nóng)民最迫切的經(jīng)濟訴求。外國傳教士可能最早從太平天國高層獲得贈本，1854年9月9日，有人在《北華捷報》發(fā)表評論稱：“這個樣本是異?？杉蔚摹鹆x政府制定的條文對整個社會中的每個成員都表現(xiàn)出關心。它的最基本的原則是保護他們的人民的安康，這使得那些歐洲所謂文明政府為自己的疏忽而感到羞愧?！痹u論高度肯定文件條文關心每個社會成員，顯然包括下層貧苦群眾，凸顯新朝施政最基本的原則是保護人民安康，這一點連歐洲列強也相形見絀。由此可見，實現(xiàn)改朝換代不是洪秀全拯救危局的終結目標，更宏偉的理想目標則是建設“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太平世界。洪秀全不僅宣示要推翻舊王朝，鏟除中國內(nèi)憂外患危局的禍源，而且設想在新朝治理下，推行新制新政，旨在實現(xiàn)大同社會。就實踐層面而言，由于各種主客觀因素，他既未能推翻清朝，更無法實現(xiàn)未來的理想目標。從主觀因素考察，起義后，洪秀全等人逐漸背離理想和初心，急切建立新朝，稱王建制，以政教合一的形式和話語復制了舊朝體制和制度，他們也迅速轉(zhuǎn)化為新朝權貴，致使太平世界和大同社會的理想都成了具文。
洪秀全向人民宣示了新世界的美好愿景，行動上卻疏離貧苦民眾，深陷舊世界的泥淖。如何看待和解釋洪秀全理想和實踐的巨大落差，也成了學界爭議的熱點。筆者認為，歷史人物的理想與實踐存在落差是正常現(xiàn)象，洪秀全并不例外。我們既不能忽視洪秀全的思想、實踐的嚴重缺失，片面強調(diào)和高估其理想，美化和拔高這位起義領袖；也不能以今律古，聚焦和夸大洪秀全的時代局限和個人錯咎，甚至重復清方的誣枉不實之詞，否定洪秀全反清反侵略的堅定意志和實踐，歪曲和抹煞其救國救民的理想和抱負，甚至惡意妖魔化這位起義領袖。
同時代的曾國藩，在道光朝因迅速升遷，對皇帝與權臣穆彰阿感激涕零，從無疏奏指摘朝政。咸豐帝即位，穆彰阿失勢，他才連續(xù)上疏，批評道光朝政，吁請咸豐帝認清形勢，吸納朝臣改革建言，立即推行新政，興利除弊，拯救危局。但是，這些治標舉措，其起點和歸宿都是維護和加固清朝皇權及當時體制。至于曾國藩自詡“將生死禍福置之度外”、規(guī)勸皇帝補強圣德的奏疏，已被精心磨光了棱角，通篇充斥迂回委婉的話語。即便如此，咸豐帝對這份涉及圣德的條陳，反應卻異常強烈，將奏折擲之于地，“立召見軍機大臣，欲罪之”，后經(jīng)幾位權臣哀求，曾國藩才幸免于罪。接著，咸豐帝又改變態(tài)度，刻意發(fā)布長篇上諭，針對曾折，詳加辯駁：
曾國藩條陳一折，朕詳加披覽。意在陳善責難，預防流弊，雖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來，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國計民生、用人行政諸大端有所補裨者，無不立見施行；即敷陳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留置左右，用備省覽；其或窒礙難行，亦有駁斥者，亦有明白宣諭者，朕欲求獻納之實，非沽納諫之名，豈得以“毋庸議”三字付之不論也？所奏除廣西地利兵機已令查辦外，余或語涉過激，未能持平；或僅見偏端，拘執(zhí)太甚。念其志在進言，朕亦不加斥責……自維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時存檢身不及之戒……朕深思為君之難，諸臣亦當思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庶坐言起行，國家可收實效也。
皇帝堅決否認曾國藩微詞影射，聲稱自己一向從諫如流，從無“以‘毋庸議’三字”拒諫之事，并反批曾國藩過激、拘執(zhí)，還顯示包容大度，“不加斥責”。其實，咸豐帝即位后，根本不想納諫改革，除了罷降穆彰阿、耆英，原班高官仍盤踞朝廷，朝政未見改善。曾國藩對此深感失望，遂萌生退意。1849年，為準備慶賀其父次年60壽辰，他致信諸弟，決定“乞假歸省”：“吾近于宦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于國計民生。惟勢之所處，求退不能……即思決志歸養(yǎng)，以行吾素?！笨梢姡诖呱特S“元年新政”的心愿破局后，曾國藩已心灰意冷，遂作出新的抉擇：遠離朝廷，歸養(yǎng)盡孝。及至1852年其母去世，曾國藩獲假返家丁憂，得以實現(xiàn)兩年前的抉擇?？磥?，他不能在朝兼濟天下，只好回鄉(xiāng)修身齊家，做湖南一流鄉(xiāng)紳。
可是，曾國藩的鄉(xiāng)紳夢又遭破滅。當時，太平軍正圍攻省城長沙，攻防戰(zhàn)局曠日持久，湖南秘密會黨紛紛起事響應，全省動蕩，曾國藩等在籍高官被列為重點打擊目標。鄉(xiāng)紳夢難圓，戰(zhàn)亂迫使曾國藩必須作出新的道路抉擇。但身為在籍文官，如何應對戰(zhàn)亂，也是新的人生命題。經(jīng)過一番猶豫徘徊，曾國藩決定告別鄉(xiāng)紳夢，作出墨绖從戎、組建湘軍的重大抉擇，由此改寫了他的人生，也書寫了拯救危局、延緩清廷壽命的晚清史。
促成曾國藩作出新的抉擇的原因主要有五條：1.忠君報國的政治立場。曾國藩返鄉(xiāng)前后，曾家已經(jīng)與湘鄉(xiāng)官府合作，組建團練武裝，防范太平軍侵擾，鎮(zhèn)壓地方動亂，保衛(wèi)縣境治安。2.保護鄉(xiāng)紳地主階級利益。湘軍所到之處，以保護鄉(xiāng)梓動員當?shù)剜l(xiāng)紳、地主、士人加盟，帶領農(nóng)民參戰(zhàn)。3.個人政治欲望。他素懷治國平天下的宏大抱負，刻意塑造內(nèi)圣外王、古今完人的高大上形象，并為此努力學習和任事，其學問、人品、官品之口碑甚佳，領導力和執(zhí)行力得到朝野肯定，在湖南官紳學界素有威望。返鄉(xiāng)歸養(yǎng)，實屬事出無奈。他在等待新的機遇，以便再度出山，建功立業(yè)，展現(xiàn)德才，實現(xiàn)抱負。郭嵩燾即以此激勵曾氏接受詔命，墨绖從戎。4.湖南提供了有利條件。湖南是經(jīng)世派重鎮(zhèn)，曾國藩多年結交經(jīng)營，形成聲氣相投、關系親密的擁曾勢力。有些官紳已經(jīng)組建鄉(xiāng)土武裝，參與戰(zhàn)事。一旦曾國藩登高呼喚，他們便迅速響應結集，組成凝聚力極強的精英團隊，追隨曾氏從征，打造地方軍事集團，抱團謀取功名利祿。5.朝廷的指示和支持。咸豐帝詔命曾國藩出任湖南團練首領，為其新抉擇搭建了合法平臺。兩任巡撫都認真落實詔命，敦請和促成曾國藩出山建軍，為曾氏提供了人、財、物的保障。當時，還有安徽等省也詔命在籍高官幫辦團練，卻基本未能成功，除了任事者智慧、能力不足外，地方官府不愿支持也是重要原因。于是，經(jīng)過多方考量精算，曾國藩決意抓住新機遇，作出新抉擇：奪情從軍，“以身許國，愿死疆場”。
湘軍草創(chuàng)始初，曾國藩就迫不及待地令其開赴各地，鎮(zhèn)壓會黨。此時，他兇相畢露，絕口不提以往上疏所言民眾反抗、“盜賊眾多”源于官吏暴政，竟將會黨起事原因說成地方官吏茍且偷安、不敢殺人所致。他奏稱：湖南會黨眾多，“有司……相與掩飾彌縫，以茍且一日之安……積數(shù)十年應殺不殺之人而任其橫行”。為此，他決心大開殺戒，誓言要殺盡這些數(shù)十年逃過屠刀的會眾，“臣……欲純用重典以鋤強暴”，“（雖）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于是，他先在長沙試刀，“誅戮不過數(shù)十人，而遠近為之震懾。風聲所樹，其效立見”，接著，在湘南各縣清剿數(shù)月，每次殺戮則以百人計數(shù)。之后，湘軍將殺戮推向沿江各省，所到之處，血雨腥風。太平天國最終失敗，曾國藩則如愿以償，封侯拜相，被其門徒貼上清朝“中興第一名臣”“一代完人”的標簽。洪秀全卻被打翻在地，被構陷為十惡不赦、禍害中國的一代罪魁。但是，虛構和顛倒的評價難以掩蓋真實的歷史。從當時中外正義人士的記載，到后世譚嗣同、孫中山等仁人志士的評判，及至20世紀20年代以來學界不斷深入的研究，逐漸還原了歷史真相，對曾、洪的歷史地位與作用也作出了較為客觀公允的定位和評價。但自20世紀90年代伊始，隨著“告別革命”論的提出，再度泛起揚曾貶洪的聲浪，其論述卻是重復晚清官方的基調(diào)。
史實表明，對晚清出現(xiàn)內(nèi)憂外患的危局，洪秀全的認知比曾國藩的更深刻，論述更全面真實。他拯救的對象不是清朝，而是中國，其道路是發(fā)動自下而上的武裝起義，推翻清朝，創(chuàng)建新朝，再進行制度變革，建設飽暖均勻的太平世界，最終達成大同社會的理想目標。曾國藩則竭盡心力效忠與拯救清朝，并視朝廷為中國。他先是積極建議皇帝推行體制內(nèi)改革，緩解社會矛盾，拯救危局；但皇帝無心改革，遂消極返鄉(xiāng)歸養(yǎng)；終因捍衛(wèi)其階級利益和清朝生存而奉詔建軍出征，走上鎮(zhèn)壓反清起義的不歸路。洪秀全雖敗猶榮，他所開辟的反清起義道路被孫中山借鑒、繼承和實踐，最終完成傾覆清朝、建立民國的歷史使命。曾國藩雖然鎮(zhèn)壓了太平天國等反清起義，清朝也在湘淮新貴的參與下推行了洋務新政，但并未緩解各種固有矛盾，也無力拯救持續(xù)深化的危局，最終被自下而上的反清起義風暴所摧毀。
轉(zhuǎn)自微信公眾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原文載于《史學理論研究》2021年第1期